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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反摩尔定理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它促成科技领域质的进步,并为新兴公司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IT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有量变和质变两种。比如说,同一种处理器在系统结构(Architecture)没有太大变化,而只是主频提高了,这种进步就是量变的进步。当处理器由十六位上升到三十二位,再到六十四位时,就有了小的质变。如果哪一天能用到纳米技术或者生物技术,那么就做到了质的飞跃,半导体的集成度会有上百倍的提高。为了赶上摩尔定理预测的发展速度,光靠量变是不够的。每一种技术,过不了多少年,量变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光,这时就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创造发明诞生。IBM就是这样,时不时地调整内部结构,将一些非核心的、长期效益不好的部门卖掉,同时扩大核心的利润高的生意。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的公司眼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微机在苹果公司的眼里和在微软的眼里完全不同。严格地讲,苹果其实不能算是一个计算机公司,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在苹果眼中,计算机不过是新的电子产品的一种,当然苹果要把它做得越新、越酷越好。在这个前提下,苹果公司为工程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其产品经理重视产品的品位。这些都是苹果基因中好的部分。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过于宽松的环境可能造成许多无谓的探索,做了很多对用户没有帮助的事。只注重产品的时尚,可能忽略用户的基本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一键鼠标,虽然很酷,但是毕竟没有微软的两键/三键鼠标好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麦金托什已经做得非常好、领先运行微软DOS的IBM-PC机整整一代时,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仍然还在想方设法地在上面加功能,最后把当初世界上最好的PC机麦金托什搞得越来越封闭,使得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差点死掉。而盖茨对PC机的理解和苹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计算机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工具,并且把“让计算机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微软关心的是如何让产品改变人们生活。对微软来讲,功能比时尚更重要,因此它开发Windows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一个大的团队负责一组菜单里的功能,里面每一个小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功能。在这种严格的分工下,人的创新就受到限制,但是却保证了产品朴实无华、能按时开发出来,能满足用户的需求。ag真人手机版下载IBM的小华生看到了计算机在今后社会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决定投资发展计算机,并请来冯·诺伊曼做顾问。IBM还请来了很多工程师,并且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它强大的技术支持。小华生将IBM的研发经费从他父亲时代的3%增加到9%。到六十年代,IBM生产出著名的IBM360为止,IBM在计算机研制和生产上的总投入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马歇尔计划的三分之一。小华生上台后短短五年,就将IBM的营业额提高了三倍。在小华生执掌IBM的二十年里,IBM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父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ag真人手机版下载两千年后美国经济进入低谷,精简指令的工作站的市场一落千丈,太阳公司的股票跌掉了百分之九十几。放眼处理器市场,全是英特尔和AMD的天下了。AMD这次主动出击,利用它提早开发出64位处理器的优势,率先在高端市场挑战英特尔,并一举拿下了服务器市场的不少份额。前几年,因为微软迟迟不能推出新的操作系统Vista,因此个人用户没有动力去更新微机;而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服务器市场增长很快,对64位高端处理器芯片需求大增。这样在几年里,AMD的业绩不断上涨,一度占有40%左右的处理器市场,并且挑起和英特尔的价格战。AMD同时在世界各地,状告英特尔的垄断行为。到去年年初,AMD不仅在业绩达到顶峰,而且在对英特尔的反垄断官司上也颇有收获,欧盟等国开始约束英特尔。这样一来,英特尔就不能太小觑AMD这个小兄弟了。它决定给AMD一些颜色看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英特尔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酷睿双核处理器终于面世了,性能高于AMD同类产品,英特尔重新恢复了它在产品上的领先地位。同时,英特尔在过去的几年里将生产线移到费用比硅谷低得多的俄罗冈州和亚利桑那州,以降低成本,然后,英特尔开始回应价格战。价格战的结果是,英特尔的利润率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AMD则从盈利到大幅度亏损。英特尔重新夺回了处理器市场的主动权。现在,两家都是采用65纳米的半导体技术。在未来的几年里,英特尔因为在最新的45纳米技术上明显领先于AMD,并且已经开始研发集成度更高的32纳米的芯片,它将对AMD保持绝对的优势。没有任何公司比惠普更能代表硅谷的神话了。1934年,斯坦福的两个毕业生休伊特(Hewlett)和派克特(Packard)躺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憧憬着这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过后的美景。两个打算办一个电子公司,至于这个公司的名字应该叫Hewlett–Packard还是该叫Packard-Hewlett,两个人决定抛硬币看运气,最后结果是Hewlett赢了,便有了HP这个名字。但是,直到1939年这个公司才正式成立,创办资金只有区区500美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示波器的电子仪器。经过二次大战,惠普得到了发展。这时一个机遇使得惠普、硅谷和斯坦福同时兴起。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

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国际长途电话的价钱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AT&T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谈判决定的,定价是三美元一分钟。AT&T计算价钱的方法听起来很合理——铺设光缆和电缆需要多少钱,购买设备需要多少钱,研发需要多少钱,雇接线员需要多少钱等等,所以只有一分钟三美元才能不亏损。但是事实上,到2002年,当国际长途电话费降到平均一分钟只有三十美分时,AT&T仍然有1/3的毛利润。再接下来是判断力和执行力。通常,办起一个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要遇到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使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小公司对抗大公司时是不能有任何一次失误的。执行力是保证正确的决定能够最终实现的因素。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创业的年轻人天生具有非凡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容易,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CEO,就是这个目的-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ag真人手机版下载如果说终结AT&T帝国的内因是华尔街和AT&T自己的贪婪和短视,那么互联网的兴起从外界彻底击垮了这个帝国。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固定电话几乎是人类唯一的交互通信手段,因此,只要在这个产业中占领一席之地,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由着它的波浪推着前进。AT&T一百年来就是这样。它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还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但这些丝毫伤害不到它。也不能阻止它一次又一次的形成垄断。

乔布斯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在校研究生,因为自己无法在读书的同时带孩子,她决定将乔布斯送给别人收养。她非常希望找一个有大学学历的人家。先开始,她找了一对律师夫妇,但是那对夫妇想要个女孩。就这样,乔布斯就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家。但是,乔布斯的生母后来发现不仅他的养母不是大学毕业生,养父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于是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后来,乔布斯的养父母许诺日后一定送他上大学,他的生母也就答应了。太阳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利用它在Unix上的主导地位,或联合、或兼并其它Unix服务器厂商共同对付微软并稳守中大型企业市场。它至少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和微软分庭抗礼。至今,Windows的服务器在很多业务上还无法取代Unix的位置。但是太阳公司当年带头在Unix阵营里窝里斗,根本没有把精力转到和微软的竞争上。太阳和微软之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值得科技公司总结。太阳公司首先输在人上(或者说人才体制上)。马可尼里有心打造一个跨平台的系统控制企业级的网络,但是太阳公司从上到下的执行力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马可尼里绝不是庸才,但也不是天才。在马可尼里领导下的太阳公司效率之低在硅谷公司中是有了名的。太阳公司不缺乏英才,但是它平庸而大锅饭式的管理实际上是在进行劣胜优汰。太阳公司很多人离开后都比在太阳干得出色得多,其中包括Google的CEO施密特和Juniper的共同创始人BjornLiencres以及Google早期很多资深的工程师。在太阳公司担任过副总裁的Google前副第一总裁罗森-韦恩讲,在人才竞争中最厉害的一招是从对手那里挖到好的人,而同时必须让它把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全留下来。不幸的是太阳公司自己替对手做到了这一点。太阳公司的很多人居然以加入微软为荣,这足以说明了太阳公司在管理上的问题。当大量杰出人才离开、同时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马可尼里没有果断地大量裁员。他总给自己一个借口,我们好不容易招到这么多人(在网络泡沫时代,找工程师是很难的),如果现在裁掉冗员,万一市场好起来,我从哪里去招人。事实上,马可尼里担心的“万一”永远没有出现。虽然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太阳公司的业务有所好转,但是至今没有回到它2001财政年度(2000年7月到2001年6月)的水平(183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世界对信息科技行业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马可尼里储备的那些人才(很多是硬件和系统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已经过时了。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

一些天使投资人独立寻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几个人凑到一起组成一个小的有限责任公司LLC或者有限伙伴关系(LimitedPartnership,简称LP),通常称作天使投资社AngelFirm来共同投资。天使投资社的经营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有的是大家把钱凑在一起,共同投资;有的是每个人自己选项目各自投资,同时介绍给社里,社里会加倍投入(Match)该天使投资人所投金额。其实,约翰.多尔和麦克.莫利兹投资Google是就是采用这种策略,他们两人每人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些钱投给Google,同时他们所在的KPCB和红杉风投拿出同样(可能更多)的钱也投到了Google上。当然,有些天使投资社管理更灵活,当某个天使投资人投资一个公司后,其他合伙人可以选择跟进(Follow),也可以不跟进(Pass),没有什么义务,大家坐到一起只是为了讨论一下问题而已,共同使用一个律师和会计。反摩尔定理使得IT行业不可能像石油工业或者是飞机制造业那样只追求量变,而必须不断寻找革命性的创造发明。因为任何一个技术发展赶不上摩尔定理要求的公司,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淘汰。大公司们,除了要保持很高的研发投入,还要时刻注意周围和自己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经常收购有革命性新技术的小公司。它们甚至出钱投资一些有希望的小公司。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思科公司,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买回了很多自己投资的小公司。这里面,除了IBM不单纯是硬件厂商,而有很强的服务和软件收入得以将股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其余的公司和它们最好水平相去甚远。而今天,美国股市几乎是在历史最高点。这说明,以硬件为主的公司因为反摩尔定理的影响,生计之艰难。如果有兴趣读一读这些公司财报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发展波动性很大,一旦不能做到摩尔定理规定的发展速度,它们的盈利情况就会一落千丈。有的公司甚至会有灭顶之灾,比如十年前很红火的SGI公司。即使今天它们发展的不错,却不能保证十年以后仍然能拥有翻番进步,因此,投资大师巴菲特从来不投这些IT公司。回顾AT&T百年历史,几乎每个人都为这个百年老店的衰落而遗憾。它曾经是电话业的代名词,而它的贝尔实验室曾经是创新的代名词,现在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我和很多AT&T的主管和科学家们聊过此事,大家普遍认为AT&T的每一个大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避免,即使知道它是错的。上个世纪90年代,AT&T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一个机构,没有人对它的十年百年后的发展着想。(我们以后还会多次看到,当一个公司没有人对它有控制时,它的长期发展就会有问题)从华尔街,到它的高管和员工,大都希望从它身上快快地捞一笔。以前,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拆散AT&T而做不到,但是从十年前起,它自行地把自己拆了卖。这样,它不但不能把握过去十年信息革命的机会,反而将自己葬送在互联网的浪潮中。

在风投行业,能和红杉风投分庭对抗的只有同是在1972年成立的KPCB了。KPCB是它的四个创始人Kleiner、Perkins、Caufield和Byers名字的首字母。近年来,它甚至有超过红杉风投之势。苹果董事会起先对乔布斯的能力也没谱,便给了他一个临时CEO的职务。乔布斯也不在乎这个,他甚至答应一年只拿一块钱的工资。毕竟苹果公司是他的亲儿子,只要让他回苹果就什么都好说。我和硅谷很多创业者聊过,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公司,哪怕再小的公司,在感情上也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乔布斯上台后推出了一些样子很酷的PC机,那时苹果机已经比IBM兼容机贵了很多,成了高端的产品,用户主要是很多搞艺术的人—他们很喜欢苹果优于其它个人电脑的图形功能——和一些赶时髦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乔布斯自己也更像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既然苹果在微机领域已经不可能替代兼容机和微软的地位了,他干脆往高端发展,讲究性能、品味和时尚。慢慢地,苹果的产品成了时尚的东西。ag真人手机版下载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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